其孙嫡，自幼精于文章书法，博通百家，官及民部尚书艺文馆大提学，忠烈王三十一年任国学教授时，为使文字启蒙之幼儿有一学习古典之门书，在各种经书和诸子百家诗赋中，取其易懂又具深意的两百六十个字，分成十九篇编成《明心宝鉴》。

（2）广东实行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33]德国宪法法院在人民要求立法者进行立法的一个案件判决中认为：如果《基本法》对立法者明示了一个明确的委托，同时该宪法委托对立法者义务的内容及范围做了相当程度的界定，那么人民可据其提出宪法诉愿以请求立法者履行相应义务。

[4] 参见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24]既然多数根本法制度无法通过规范主义的方式实现，政治宪法就是正途，政治宪法学就是宪法学的正宗。德国法学界，对宪法文本中的方针条款是否有拘束力的问题，也曾经发生过争论。良性违宪也好，改革宪法也罢，说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对宪法经济制度的冲击，经济制度其实根本就不是宪法规范的核心领域，因此，并不撼动宪法秩序的基本框架。（二）社会主义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表述日趋严谨，名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区别与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

尽管双层经营体制在1993年修改宪法时才进入文本，但1982年宪法没有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27]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对美国宪法序言颇具微词。而为了实现该充分竞争，就需要通过公开透明制度和强制竞争制度来约束采购人，同时赋予所有潜在供应商有效的救济制度纠正采购人对上述义务的违反，并给予赔偿或补偿。

当欧盟委员会认为某合同存在严重违反公开透明和强制竞争义务的情况且将此事通知中央政府时，中央政府也可以提起上述诉讼，除非该合同是由中央政府签订的。根据法国《政府采购法典》第80条的规定，对于采用本法典明确规定的程序缔结的合同，当采购人从所有的投标中作出选择后，即应立刻通知所有被拒绝的供应商，通知中应该指明拒绝的理由、被选取的供应商的名称以及选取他的理由，并于48小时之内将上述信息公开发布。[36] 同注26，p.524.[37] 法国《行政诉讼法典》第L551-3条。[3]坦率而言，这种复杂性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本土性，即其部分的源于法国法律制度、甚至欧盟法律制度的特点。

但法律仍然采取了限制性的态度，即便这个态度颇为模糊。对于由地方行政区或地区性公立公益机构签订的合同，国家在地方的代表也有权提起上述诉讼。

这也为学界将来进行比较法研究提供素材。为了应对前文提到的缺陷，法国通过2009年法规吸收欧盟2007年的指令的内容，修改了之前的先合同紧急诉讼，并又构建了合同紧急诉讼制度作为先合同紧急诉讼在合同签订之后的延续。[41]而在最高行政法院于2011年8月2日做出的一个判决中，采购人在2010年12月28日向原告发出了拒绝通知书，并指出从送达通知书之日起16日内合同都不会被签订，所以原告有权在2011年1月12日之前（包括12日当天）提起先合同紧急诉讼，并且事实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二）2007年指令前述的指令构建了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制度的骨架，GPA也借鉴了其内容。

[8]在救济的措施上应该有效，且尽其可能的快速（recours efficaces et, en particulier, aussi rapides que possible）[9]。[20]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1]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2]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3] 此处的处理决定，各国既可以规定是有权机关采取了临时措施，也可以规定是有权机关做出了实体性的处理决定。相比于法国的同类制度，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还显粗糙。该制度最早源于欧盟的1989年12月21日指令（DIRECTIVE 89/665/CEE DU CONSEIL du 21 décembre 1989）和1992年2月25日指令（DIRECTIVE 92/13/CEE DU CONSEIL du 25 février 1992）[7]的要求。

[17] 1989年12月21日指令（89/665/CEE）第2条第8款。若采购人没有遵守上述期限，那么潜在供应商将有权启动合同紧急诉讼，从而介入已经建立的合同关系，甚至可能最终剥夺该合同的效力。

但是，与此同时，新制度也引发了对法律安定性和合同关系稳定性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2款规定法官不能在采购人发出上文的通知之日起的16日内做出判决，若该通知以电子方式实施，那么该期限降至11日。

该条件更为明确地凸显了立法者将合同紧急诉讼设定为先合同紧急诉讼的补充救济制度的意图。他们有权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临时措施，比如暂停合同的缔约程序，有权对受到的损害决定赔偿问题。[30]因此，该判决的运用实质上导致了救济效率的降低。但有学者指出该差异在此处没有特别的含义，因为本条文在动词上都用的prononcer，而非déclarer。该款意在提高启动合同紧急诉讼的门槛，若潜在供应商已经通过先合同紧急诉讼提出救济请求，且采购人没有无视自动暂停期限，而提前签订合同致使该诉讼终止，也没有不履行该诉讼的判决，那么此时该供应商就无权提起合同紧急诉讼了。为了保证上述的暂停期限得到尊重，对于违反该期限签订的合同，欧盟认为有必要规定有效的、合乎比例的且有威慑性的惩罚措施（il convient de prévoir une sanction effective, proportionnée et dissuasive），并进而指出为了给被非法剥夺参与合同缔结程序的机会的潜在供应商重建竞争、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剥夺（非法签订的合同的）效力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联系前一判决，可见最高行政法院虽然将已经使用过（先合同救济诉讼）等同于向法官提出了先合同紧急诉讼的请求，但法官仍然需要考虑原告没有获得先合同紧急诉讼救济的原因是否是由于采购人的违法行为。[12]且该救济制度的启动并不必然要求自动暂停合同的缔结程序。

总之，为了解决前述的缺陷，2007年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在各自的紧急诉讼制度中加入两个暂停期限，第一个期限在授予合同的决定和签订合同的行为之间，第二个期限在紧急诉讼制度启动至做出处理的决定之间。最近数年间，法国行政合同救济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根据欧盟指令（directive）对本文即将介绍的先合同紧急诉讼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合同紧急诉讼的创设（2009年）。

该标准也符合前文提到的欧盟1989年指令对救济对象的要求。因此，从2009年该制度开始运作以来，最高行政法院就通过一系列的判例逐渐提高启动先合同紧急诉讼的门槛，并协调先合同紧急诉讼与合同紧急诉讼之间的关系，以求在救济对象的广泛性和救济制度的高效性与法律安定性和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

通过吸收上述指令，法国立法者赋予了法官采取临时性措施和实质性措施的权力，并规定了两类暂停期限等等。[49]法官的判决不能被上诉，而只能在判决送达后的15日内请求最高行政法院撤销原判（recours en cassation）。该救济制度下，有权机构可以为因为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决定赔偿问题。[18]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1[19]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即便在合同签订之时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只要合同一旦被签订，法官就再也无权通过先合同紧急诉讼管辖该案件了（CE. 3 novembre 1995, CCI de Tarbes, Rec. P. 394.），并且法官也无权通过先合同紧急诉讼审查该签字的合法性（CE. 8 février 1999, Sté campenon Bernard SGE）。

当然，即便法官已经做出了判决，而只要合同还没来得及签订，潜在供应商就可以提起先合同紧急诉讼，此时若法官受理，则将引发自动暂停期限，所以该最低期限并不能杜绝滥用诉权的可能，但是，此时法官就不再受前述的16日（11日）期限的限制了，并且鉴于之前可能已经处理过了类似问题，所以在此情况下法官就可以快速的做出判决。从法国行政合同救济体系和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可见，只有当对救济效率和救济范围的追求严重的伤害法律安定性和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之时，才需要对救济效率和救济对象给予一定的限制，且该限制应该被严格的控制，否则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就无法真正保护所有潜在供应商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

[14] 1989年12月21日指令（89/665/CEE）第2条第1（b）款。不同之处在于，该条的第2款规定，对于已经使用过（ayant fait usage）先合同紧急诉讼的潜在供应商，当相关的采购人遵守了提起先合同紧急诉讼后的自动暂停期限，并且尊重了该诉讼做出的判决时，该潜在供应商不得再启动合同紧急诉讼。

这至少包括撤销那些载于招标公告、技术细则或其他与合同缔结相关的文件中的带有歧视性的技术或经济要求。（1）授予合同的决定与正式签订合同之间的暂停期限如前文所述，欧盟2007年指令要求建立该期限，以给予原告准备起诉的时间。

正如欧盟1989年指令中指出的，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救济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救济的广泛性和高效性，即在救济对象上，至少应该覆盖所有与获得该政府采购合同有利害关系或曾经有利害关系，且已经被前述的违法行为所伤害或有可能被前述的违法行为所伤害的人。二者在颁布时间上的关系也说明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1979年颁布的GPA中并没有关于救济制度的规定，而当欧盟于1989年发布上述指令后不久，WTO就在1994年颁布的GPA中加入了与指令内容类似的救济制度。因此，我国作为与WTO就GPA问题正在进行谈判的观察员国，对欧盟相关救济制度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吸收、内化GPA对救济制度的要求。但最高行政法院却认为此时原告没有资格启动合同紧急诉讼。

[52]三、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制度之评析对于行政合同紧急诉讼进行评析，需要首先将其置于法国行政合同救济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但是，合同签订之后合同关系即告建立，此时再介入合同关系之中，并试图剥夺合同的效力，这必然严重威胁法律的安定性，特别是此处的合同是符合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仅仅因为合同的签订没有尊重期限的规定就全部剥夺效力，也必然不合乎比例，欧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该指令中继续规定了替代性（惩罚）措施（des sanctions de substitution）和不适用该原则的例外。

对法律安定性和合同关系稳定性的担忧在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发酵，一方面，第三人启动先合同紧急诉讼后会导致合同签订程序的自动暂停，另一方面第三人有权通过合同紧急诉讼介入已经建立了的合同关系之中，不仅可能中止合同的履行，还可能剥夺合同的效力。实质性措施：法官有权撤销与合同缔结相关的决定，并有权撤销那些载于合同草案中的违背了公开透明、强制竞争义务的条款或规定。

[47]实质性措施：如欧盟2007年指令要求的那样，为了保障潜在供应商被剥夺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对于已经非法签订的合同，最好的救济手段就是溯及既往的剥夺其效力。可见有三类主体享有诉权，而其中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区的代表（一般而言是省长：le préfet）仅有权针对地方性合同提起诉讼，中央政府仅在欧盟提出要求且相关合同有严重违法时才有权对该合同提起诉讼，所以审查原告资格的标准主要在于原告是否与合同的签订有利害关系且可能因为前述义务的违反而被伤害。